反腐败需要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上个世纪60年代，瑞典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对南亚一些国家的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腐败盛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对于人民怎样处理私生活，他们怎样看待政府旨在巩固国家、指导与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容易使人民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的家庭利益或他觉得应忠实于的社会集团利益来运用权力。”
在冈纳·缪尔达尔看来，腐败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了，而且这种文化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当下，也有迹象表明，某些腐败现象的深化和蔓延得到了文化的滋养。
腐败文化利用各种几乎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向公序良俗挑战，成为更多的人为求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的手段，不得不遵循的路径。这些潜规则就是腐败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它进一步弱化了社会的道德正义感，加剧了政纪、法纪的松懈，使官员腐败与社会风气恶化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以中国足球界为例，足球比赛的规则全世界通用，中国也不例外，足球管理运作体制也借鉴了西方现代的俱乐部体制，但却和足球发达国家已经经历、甚至还在发生的情况一样，无法阻止场外、地下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用私下交易和潜规则对比赛的左右。这使中国足球的水平在新的联赛体制和市场化取向改革之后反而走向下坡路。
如果从文化观念角度分析，这种结局的原因在于参与足球事业的各方，包括本应以维护足球事业的公平原则为己任的某些裁判和管理方，在足球改革上并没有把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原则在观念和体制上首先确立起来，而首先看中的是足球的改革给自己带来的获利机会。于是，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了足球事业参与者的最高信念，所谓现代体育的道德观念及其规则和体制只不过是为自己参与足球博弈获利提供了机会和包装，是制约他人的武器。
不管在任何行业，如果该行业的最高原则和共同规则得不到认同，人们普遍习惯性地采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办法对待之，这一行业能有序健康地发展吗？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又如何实现和得到保护？
因而，反腐败需要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同时还必须防止腐败成为一种文化。为此，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参照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精选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使之成为全民所有的优良精神资产；而且，还要接纳、顺应和培育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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