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僚本位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行政机制发挥着重要职能。自秦汉采取郡县制以来，地方割据的现象在行政体制上逐渐消灭，地方政府代表着中央发挥着管理社会的职能。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到达各个地方，如明代的官员体制“知州”、“知府”、“知县”都是形式意义上的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员，中央由此牢牢地控制地方的官员人事制度；与权力相反，义务则由下而上传递，即权力与义务之间不成比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则是这种权力与义务失衡的真实写照——职位越高，权力越大，义务越小。
政教合一的体制导致了行政机制承担着教化的职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成为天子门生，即为一方父母官，一方面承担着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地方最高的行政官员也承担着当地百姓的教化职能，代表着当地的道德楷模。正如有学者指出：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亦即是在政教混同体中去“正”去“治”别人的人，而不是被“正”被“治”的对象。这一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如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一面包养情妇，贪污受贿900多万元人民币，在澳门赌场豪赌输掉1亿多元，一面却仍然说着自己要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
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也是人治化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中，皇权天授，是地上最高的权力，不可能有什么权力凌驾于这种实质的行政权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社会的司法权力只不过是行政权力的递延．不具有监督行政权力的本质属性，而且极易与行政权力同流合污。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清官，能够秉公执法、为民请命，但毕竟总体上是少数，并且是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更无法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的发生。
(三)“自律——反射”机制
与西方文化塑造的抽象人格相比，我国传统文化更注重具体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做人”的“反射”机制中，一个人需要凭借对方的评价定义自己，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每个人都通过信息的反馈．运用大家认可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自己行为的性质。对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尽力而为。而对于违背道德要求的行为尽量减少或者私下实施。因此，在“做人”方法上，都采用了“反射——自律”机制。
国人的“反射——自律”机制有其特有的适用条件：封闭的地域，反馈信息的准确、充分，信息反馈者的认识直接影响其“做人”的后果。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小农经济不无关系。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如社会流动性增强。“反射——自律”机制就开始出现失灵。当领导者身居高位时，他的周围必然会出现一种“同志式”的组合，不仅会阻断信息的正常反馈路径，而且也会扭曲信息甚至误导，致使信息不准确、不充分；信息反馈人的认识不能直接影响领导者的“做人”结果，这种机制就会出现严重的失灵，自律体制被完全突破。道德作用的有限性和界限的模糊性使得这种机制具有很大的张力，当个人的道德感强时，这种机制足以阻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当信息不准确时，不真实的信息反馈使得腐败者更容易打破自己的心理防线。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观影响着刚刚提拨的干部时，通常不会出现腐败；而在奢靡的环境中呆上几年，耳濡目染身边经常比房子、比票子、比妻子等现象，其评价标准与所接受的信息反馈都已扭曲，“做人”的人具有极大的腐败可能性。自律性的道德约束一旦被打破，就不会有任何的约束力，相反还会起到推动作用。总是必须由别人去定义自己的人，一旦道德的藩篱尽去，被人评价为小人或者自认为以权谋私的行为合法且合理时，私心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恶性泛滥。郑道访、吴振汉等人，在初入仕途之时都曾廉洁奉公，但受周围扭曲信息的影响．慢慢地滑落到以权谋私的泥淖中。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